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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解读苏轼

文章来源:转载 发布时间:2008年04月26日 点击数: 字体:

康震解读苏轼

少年成名

    对于苏轼苏东坡,我想各位观众都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他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优秀诗篇: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禁不住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走在庐山的风景里的时候禁不住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禁不住用他的诗来宽慰自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我们在一个中秋的月夜思念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也禁不住要吟唱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确,苏轼的诗词已经成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血肉当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丰厚的文化养料。它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每天都流淌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对这样一位伟大而富有魅力的文学家,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呢,我们到底想过没有,他的这些迷人的富有魅力的诗句是怎么写出来的,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究竟接受过怎样的家庭教育;他科举考试成绩如何;他进入仕途之后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他又是为了什么被一贬到了黄州,而后他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在短短十七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八品官升为三品大员,最后苏轼又是因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被一贬到了惠州,再贬到了儋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在他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言呢?所有这些象迷一样的问题,就共同的汇成了苏轼丰富的一生。而我们要了解这些谜团,要了解这些问题,那还就必须要从苏轼少年时代说起。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苏轼从小所接受的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得有证据啊,有诗为证。苏轼六十多岁的时候遭了难,被朝廷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老头晚上做了个梦,你猜他梦见什么了,他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了,父亲监督自己在那儿读书呢,醒来之后,老苏写了一首诗,记录他这个梦,这诗说的好。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沮及桓庄初。

    坦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个诗什么意思啊,小时候自己太贪玩儿了,不知道读书,老爸监督着自己读书。有一天,父亲出去要办事,给他布置了一家庭作业,今天你必须得把《春秋》这部史书给我读完了,回来我得检查。苏轼看看那钟表,爸爸快回来了,春秋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啊,肯定死翘翘了。这个胸口里头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嘴上就好像那鱼咬了钩一样难受,你想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儿晚上做梦还梦见小时候被父亲严厉监督读书的情景。这个严厉不是表面的严厉,那是严厉到骨头里头了,你严格要求孩子得达到这种效果。苏洵不但对苏轼兄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视,也交给他们做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什么呢,《名二子说》,从这个苏轼和苏辙的名字入手来分析,来告诫他们应该将来怎么做人。苏洵在这篇文章里说,说一辆车子有轮啊,有用;轮上有车幅,有用;车上有车盖,有用;这都是最有用处的几个部件。有个小部件好像没太大的用处,叫什么呢,叫轼,就是车子前方有一个横木,你要坐在车子里,有时候车子颠簸的比较厉害,抓一把那横木,但大多数情况下那个横木没什么用处,可是你要说少了这个横木,车子的结构就不完整了。苏洵说,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起苏轼这个轼这个字吗,希望你象这个轼一样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为人应该老老实实、安守本分,你有才华,你也给我憋到肚子里,一点一点地渗透出来。辙呢,更有意思了,如果说这轼还有点用处,这辙简直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呢,辙是车轮子的印儿啊,举行汽车拉力赛跑了个第一名跟这辙也没关系,车跑的太快翻到沟里了,也跟辙没关系。苏洵希望苏辙象车印一样能够妥善的处理货与福的关系。他了解他的这个小儿子,性格很沉稳,不像他那个哥哥,老顽童一样。俗话说得太好了,知子莫若父,苏洵太了解这两个儿子了,他对这两个儿子名字的分析,也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苏轼这辈子吃亏吃大发了,就吃亏在两样事情上,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中的这杆笔,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才华太高,得罪人太多,招人嫉恨。可是我们觉得要不是这样这苏轼在我们眼里就没什么魅力了,他就不可爱了。苏辙比起他这个哥哥来说,那要稳健得多,要含蓄得多,要沉稳得多,可我们也觉得这个人就没有苏轼身上那种快意恩仇、潇洒自在的可爱劲儿,没有那种魅力。人生就是这样。

      这是苏轼的父亲,他的教育。

苏轼的母亲夫人,出身官宦人家,她性格中有果敢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这夫人对苏轼人格的教育很值得我们在座的母亲学习。有一天,夫人带着这十来岁的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的一个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很多权贵,他办案子不讲人情,结果被人家诬告了,判了死刑,将要走上刑场。临上刑场的时候跟他的妈妈告别,他说,母亲大人儿子不能进孝,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怎么回答,他母亲说,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理想舍弃自己的性命,我这当妈的支持你,就是这么个故事,讲完了。十多岁的苏轼会有什么反应?他对他妈妈说:母亲,我希望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您注意这苏轼他才十多岁,但他脑瓜子很聪明,他问他母亲你同意吗,这是反过来考他母亲的。可以有好几种回答,第一种,No.1,好儿子有志气,妈妈支持你;第二种,No.2,说儿子你真不错呀,你这范叔叔,范滂叔叔也是好样的,可是有一样,咱能不能不死啊;的三种,别瞎说,什么死啊活啊的,老娘还指着你养老送忠呢,在家给我待着。大家虽然笑了,可是你很难说这三种回答谁对谁错,他都有合理性。关键是这夫人她怎么回答苏轼的这个问题,夫人很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呢?什么叫人格教育,什么叫道德教育,什么叫思想政治工作,什么叫做潜移默化,什么叫做以身作则。苏轼这一辈子活得是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眼睛里不揉沙子,为什么,就是因为小时候有他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好家长,这样高质量的家长,给他的良好的教育,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

 

初出茅庐

    苏轼这辈子,实际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什么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点长。大理评事是个什么官,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京官。这个官不是苏轼实际担任的官职,这是个虚衔,挂名的,表面身份的,他实际的官职是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市,他这个官的意思就是协助凤翔府的知府,也就是凤翔市的市长处理公务,大体相当于凤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不是随随便便给的,那得有相当的资历才能担任,苏轼能够在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入仕途就得到这个官职,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礼部考试和制科考试成绩太优秀了所以当这个官。是啊,成绩优异给了个重要的官职,接下来就看你在做了。

    苏轼是打定主义决定打响人生的这第三炮,也得来个一举成功。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吃不下饭,怎么回事,他跟他这个顶头上司不对付,关系处理得很紧张,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凤翔府的知府,凤翔市的市长陈公弼。你想苏轼是干什么的,他是办公厅主任,他天天都跟着市长打交道,跟他的关系处不好那不是添堵吗?陈公弼是个什么人,又黑又瘦的小老头,面若冰霜,不苟言笑,铁面无私,那些王公大人见了他都顺着墙边走,年轻人看见他就害怕,苏轼是什么性格,性格本来就很开朗,豪放、外向,想到什么我就说出来,可是这个陈公弼才不管你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你到了我这凤翔府你就好好地做你的主任科员,做你的科长,别一天到晚在我这跟前摆你这点小小的资格。老陈一上来就给这小苏几个下马威,第一,苏轼当年考制科的时候他有个名头,我们知道你考这个制科的时候它分了很多种的科目类型,他这个类型叫什么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他这文章写的好,品格很端正,能言极谏意思是说他善于写策论文章,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这就是个科目名字。有的同时很尊重苏轼,就尊称他为苏贤良,这没什么啊,一见面,苏贤良好。让老陈听见了,老陈说,你多大个人你就贤良开了,我这还没弄上一陈贤良你就苏贤良了,把称他苏贤良那位拖出去,拿板子打屁股。那你想苏轼这脸上真是挂不住,挺尴尬的;第二,北宋它有一个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叫做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市长、副市长、其他的一些官员,到了这一天大家来一个聚餐会,谈谈体会,谈谈感想,放松一下。前面不是刚把那位拖出去打了板子了吗,苏轼心里就不高兴,赌气,我不去。你不来是不是,不来好啊,不来交钱,我罚你的款,按规定你不来我就可以罚你的款罚了苏轼整整八斤铜。大家听了很奇怪,怎么罚铜啊,北宋的时候,一千文铜钱合五斤,八斤铜,算盘一打,一千六百文铜钱。这钱其实也不多,但是让人弄得又没面子,还没怎么工作呢就被罚款了;第三,苏轼是因为什么出的名,写文章,可他的这个工作老要写一些公文,这公文苏轼也很擅长写,可是有一样,他每次把这个公文写上去交给陈市长的时候,这位陈市长拿着这个公文,上面改一下,底下改一下,左边改一下,右边改一下,总得改你个七八不离,然后才定稿。这苏轼就觉得纳了闷,我的文章皇上都说好,当今文坛大腕欧阳修都说好,你个五品的知府,又不是什么大文人,在我的文章上改来改去,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心里头很不痛快。

     你想苏轼这个人是爱憎分明全都在脸上写着呢,找个机会把这个干瘦老头报复一下以泄我心中之气。机会来了,陈公弼虽然对下属非常的严厉,可他也懂得一张一驰的道理,有一次,他就在官府的后花园修了一座亭台,亭台修起来挺漂亮,平时同事们没事,喝点酒啊,品品茶啊,彼此交流交流工作经验啊,这不挺好吗。台子盖好以后起了个名叫凌虚台。苏贤良不是会写文章吗,您给咱写篇作文吧,就写一篇《凌虚台记》,把这个凌虚台怎么盖起来的,有什么功能,将要发挥什么作用,表现咱们官府里头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写出来。让我写凌虚台记啊,好,没问题,我肯定写,你看我怎么写。他这个凌虚台记怎么写的,给大家翻译一段大家听一下,他说,这个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变化无常的。你听他这个开头,说凌虚台建造的地方当年可是一片废墟啊,反过来说,这个凌虚台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你看看凌虚台周围,历朝历代的宫殿的遗址哪一个不比凌虚台大一百倍大一千倍呢,现在不都是残垣断壁吗?苏轼说建筑尚且如此何况人世的变化呢?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有权有势自鸣得意,殊不知,这样的想法是很错误的,我要告诉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句号,写完了。他当然不可能直接跟他的顶头上司叫板,但是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一看这篇文章就知道,这是小苏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怒气通过这篇文章,像一支小小的讽刺的箭射向了老陈,这个老陈看到这篇文章什么反应,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陈,看到了这篇文章,笑了,他说,哎,苏轼这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少年成名啊,出名很早啊,我平时对他要求严格不给他好脸色看,就是担心这样的年青人成长的太顺利了,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挫折,有曲折,长此以往下去,太过顺利,迟早有一天把握不住自己,会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我就是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在乎,对我挺有意见,瞧这小文章写的,还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公弼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的开阔,他告诉下级,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要动,原模原样地刻在凌虚台旁边的石碑上,我就要让它流传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可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这段往事,非常地后悔,他为了表达对陈公弼的敬意专门为陈公弼写了一篇传记,在传记中他写到,想我年青的时候,在凤翔府做官,少不更事,经常跟我的上司陈大人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脸上就不好看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苏轼这一辈子写了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到他当代的人物,陈公弼就是一个,而且陈公弼的这篇传记在这十篇传记里边篇幅最长,记述得也最为详尽。

     他在凤翔府做了三年的签判之后,任期就到了,被调回中央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判官诰院。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给官员颁发他的任职凭证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苏轼调回到中央做了那个官。这一年,宋神宗就正式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什么叫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具体负责主持改革变法的事宜。

    王安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背景并不一定了解,我很简略的谈谈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比如说他不重用军人,军队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他大批地重用文职官员。你重用文职官员你就得投入,提高工资待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北宋王朝财政负担之重,因为北宋,包括南宋,可能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官员俸禄最高的王朝了,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多少呢?杂七杂八的算下来一个月50多万文,大家说50多万文没概念啊,在北宋,一斗米50文,这算是高价米,这50万文能买多少高价米呢?我们能算出来,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我们算算看自己的工资能不能一个月买12万斤米,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上面顶层的设计就很高,你想想再往下排的话也会很高。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向他的邻国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和平。所以这个负担加到谁身上呢?加到老百姓身上。当时的北宋的王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得不改革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改革变法得需要一个主持大计的人,宋神宗的研究就锁定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我们说苏轼对改革变法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反对派,为什么他反对改革变法呢?我们用简略概括的语言来讲应该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本身,体制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苏轼是什么呢,是属于反对改革变法。那么对王安石呢,苏轼什么态度呢,王安石当时为了积极地推进改革变法,他要在思想舆论上统一大家的思想,王安石带了一批年青人对古代的传统的典籍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规定,我阐释的结果就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非常讨厌,当时流传着很多苏轼嘲笑王安石学术观点的这些笑话,有真有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文字学,对于一些中国的汉字进行重新的阐释,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就未必有道理。有一次苏轼就问王安石说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说“水之皮”,那不就是水的皮吗,三点水过来一个皮,水之皮。苏轼接着就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的骨头吗,说得也很有道理啊,你药这么解释下去都可以一直这么解释下去,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滑还是波它本意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形声字。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涮王安石的,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这套所谓文字学嗤之以鼻。当然了,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些笑话,但是这些笑话背后都有影子啊。王安石可能并不在乎这些笑话对他学术声誉的损伤,可是他真正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因为苏轼在当时文人的学术影响力很大,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苏轼的影响力降低到最低点。

    宋神宗曾经有两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是宰相,坚决地拒绝。在王安石看来,你要是提拔他做了官,特别是在宋神宗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那我这个改革变法还弄不弄了。他跟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路子不正,皇上对这种人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搭理他,这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司马光,宋神宗对司马光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你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说这个话那就是很重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他主动提出离开朝廷,我不在这儿干了,我到地方上去,我与其整天在这朝廷里头钩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有用的工作。神宗皇帝说实在的是非常欣赏苏轼,但是你欣赏他没用啊,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写的批示是派苏轼去咱们现在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市长。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那里给变了,变成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副市长。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还奇怪,等这批件又回到皇帝这儿来,宋神宗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既然改成通判我也不改了,把地方改了吧,到杭州做通判。那这个值啊,你到杭州做一个副市长也比到颖州做市长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很欣赏他,想用他,可是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刺头,不服软,他反对改革变法,没法用,没法用那就放到地方上用他,就想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

    我们说,在八年的地方工作中,前后八年的时间,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他要接受这个考验,他是考成功了还是考糊了?我们以前讲的李白杜甫都是大诗人大文人,但是一到具体的行政工作岗位上就不灵了,苏轼呢?他在杭州任期满了之后,按照朝廷规矩三年任期一满一调任,他先后又在密州,在徐州,后来又到湖州担任知州,后来担任的都是正职。我们只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他在八年的地方工作当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徐州这个地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苏轼刚一到徐州正碰上发大水,把徐州城给围了,围到什么程度呢,水位高达两丈八尺,比城里面的平地要高一丈零九寸。一张零九寸,民信能承受这一丈零九寸的差距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一听说一丈零九寸了,纷纷的要出城去避难,那苏轼是坚决不允。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我苏轼不走水就冲不垮徐州城,你们都回去。给这些人都劝回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些富户、商户一旦全部迁移走,整个城里面民心全乱了。这是第一步,抓住了民心。第二,紧急调动了五千民夫,抢修城墙,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可是你知道,这个洪水围住之后你老这么堵他,这不是根本之道,你得怎么样呢,你得把它疏导出去,怎么疏导啊,他招集水利专家把徐州城北有个地方角清冷口,把那儿给凿开了以后,把水想办法逐步的引到黄河的故道上去,引到黄河故道,然后再流到海里去,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否则你调十万人来堵,越堵水越高。你要知道这是徐州知州,他是第一把手,他要决策要具体组织实施,这是对苏轼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人命关天。大水围困了七十多天,最后终于被疏导到黄河故道上。苏轼这个时候一直都是七十多天里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拄着木杖,屉拉着木板鞋很辛苦。这是在徐州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其实我们讲徐州他的抗洪抢险工作,这只不过是苏轼在八年的地方行政工作当中一个很小的侧面。你比方说在杭州的时候,当地有六口水井全部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了,用不成了,吃水成了大问题,苏轼和其他的官员一起商量修复了这个水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说,这八年的实践证明苏轼不但是一个好官,处处为民着想的好官,这是首先的前提,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大家也许要问这八年行政工作这么繁重,苏轼还写诗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他写诗的事,抗洪抢险我们没听过,写诗我们听得多了。应该说正是由于走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开阔了眼界,锻炼了他的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写得更好了。

    我们知道有一句俗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太美了,苏轼到杭州做通判有足够的时间来领略杭州的美景,特别是杭州城的美丽的眼睛-西湖,他在诗中写道: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这个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想到西湖就本能地会想到这首诗,这首诗已经变成我们对西湖想象当中的一个本能的反映。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西湖是这么样的明媚明丽,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装扮了浓妆一样;在下雨天的时候,她依然是那么空灵那么缥缈,就好像一个女子化了淡妆一样,不管西湖是浓妆还是淡妆,在诗人的心中永远都是像西施一样无比的完美。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西湖还有一个名字叫西子湖,就是从苏轼这诗里来得,所以你说大诗人写诗他一不留神就会缔造一个新的风景名胜的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说,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官,而且是一个得民心的有能力的好官。即便是在工作之余,他依然能够非常潇洒而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的情思,他惹人喜爱,他很幽默,又很超脱,这是苏轼的迷人之处。现在苏轼又要去他的另一个新的任所,这就是宋神宗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恶梦也将伴随着他到达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大难临头》。

大难临头

  宋神宗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何正臣抓住了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大做文章,强烈要求朝廷严厉处罚妖言惑众的人。舒亶和李定紧接着也上书朝廷,说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期创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诗文中,苏轼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于是一张有预谋的网就悄悄展开了。那么,他们给苏轼定的“滔天大罪”具体都是哪几条呢?

  面对如此地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的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在押到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苏轼也曾预备了一些药物,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时,就先行自杀。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何以遭受这么大的冤枉?苏轼究竟写没写有关“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呢?

  看来,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好像苏轼命里注定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面对苏轼这一冤案,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天才诗人说句公道话吗?难道四十四岁的苏轼生命就要在此终结吗?当然没有,这时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出面为苏轼救助,那么,这些代表人物究竟是谁呢?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 当然不会,他们不会让自己精心设计的预谋付之东流。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作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絮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达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冶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他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搜集会仔细研究。内容并无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如蚊叮虫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若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章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诵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在神宗熙宁七年(一O 七四)九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高青岛很近。他在济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从熙宁十年(一0 七七)到元丰二年(一O 七九)三月。

  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方丈至交告别之后,携眷启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鬓,才十二岁,名叫朝云,她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县分,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非县中人民所能负担。孩童死于道边。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葬埋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

  又在密州时,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它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调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阀,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婢娟。

  上面这首“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一0 七六)在密州时作的。

  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他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

  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缩,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无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

  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至,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十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章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时,只有三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为一大城市,比起密州,新鲜有趣,东坡停留了约一个月光景,直到熙宁十年(一0七七)二月十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三十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

  在八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百万络,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之所,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味扑麻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四十五天。在十月初五,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

  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强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三万贯,一千八百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苏东坡现在名气甚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

  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予旅费,等于是逼良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陋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绢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0 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0 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君。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潇洒东坡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狼狈赴鄂。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

  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了苏轼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苏轼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使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与推崇,我们今天崇拜东坡,不仅仅在于他绝妙的诗词书画,更在于欣赏他对待人生积极的态度。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随着苏轼对自我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悄然改变。人事代谢、宦海沉浮,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看滚滚不尽的东逝水,苏轼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巅峰之作。苏轼所创作的词把题材从单纯的儿女情长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把词的格调从感伤的艳丽的情调拓展到抒发宏伟的志向,表达自我的胸襟。可以说,词在苏轼的手里由雕虫小技变成了黄钟大吕。苏轼的词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辈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三年(一O 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得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0 )十月到的东坡,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湖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鬓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头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0 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也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词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信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拱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是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韩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做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与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东山再起

  苏轼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尽磨难。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引退于民间,而苏轼在官运上似乎略有抬头,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这个已没有了权力的王安石呢?

  苏轼最初见王安石还是出于自我政治前途的考虑,虽然王安石已不是宰相了,但他在朝中仍旧有很强的势力,而且很有可能再度复职担任宰相。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让他失望的是,现在的老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王安石此时的超脱境界也让苏轼有所感悟,所以,他决定在常州与世无争、怡养天年。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个当口,朝廷里又发生了大事,这个举国举国震惊的大事,又打乱了苏轼平静的生活。朝野巨变到底给苏轼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机?

  中国古代文人们的理想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当年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排除异己,苏轼和他的的政治盟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官场。此时的苏轼在当朝宰相司马光的提拔之下,官位显赫已经今非昔比,他已经贴近到皇帝身边,那么,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苏轼的脑子会产生忘乎所以的念头吗?

  苏轼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将不可估量。但苏轼不屑于官场的中庸之道,在一次次被贬的坎坷仕途上,苏轼遭受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却是潇洒、从容、寡淡和旷达。那么,苏轼从小就怀抱着以身许国的梦想,他也深知只有置身更大的政治舞台才能实现夙愿,可他为什么此时此刻又要抗上于宰相司马光?他们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苏轼的举动对于他的仕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轼又与新任宰相司马光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那么,苏轼和司马光之争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己如愿已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优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做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累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翠蕾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闺,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首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惟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晋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夺取帝位,藉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担任此一职务时,他草拟了几次圣旨,颇为有趣,内容与他颇有关系。一道圣旨是被夺李定的官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但圣旨的措词结构则是他的手笔。在贬滴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与“党与交攻,几半天下。”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连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词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的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一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首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浩”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绶绳鞍路上的零配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法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的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身居何职?”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

  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著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速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个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于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九月逝世。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

  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程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柜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征。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洽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籽算播下了。

  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都是朱红的轮子。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并在灵前哭泣,以尽君臣之礼。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与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是皇家的赏赐。皇家又踢白银三千两,绸缎四千匹,又派宫廷官员二人护卫灵柩还乡,家中十人赐予官职。

  次年,苏东坡除去翰林学士之外,皇帝又于七月界以侍读之职。皇帝如今只是一个孩子,不过即便皇帝是中年人,为了对皇帝有益处,仍然是在每单日子要给皇帝讲课。计分两学期,春季期自二月到五月节;冬季期从中秋节到冬至。大臣中以学识渊博出名者,轮流为皇上讲解经史,及为政之道,以过去历史上的得失为殷鉴。早朝之后,膺选的官员便由文德殿出发,顺着西面走廊到这英殿。在苏东坡时代,讲学的人站立,其他旁听的官员则可坐着听。王安石充任讲席时,他想让讲师坐下而旁听的官员站立,但因有一个官员反对,此议做罢。在这期间,浮夸傲慢的理学家程颐,因精研经典也参与讲学,但是他所列之等级为低级之侍讲。但是他也请求坐着讲学,如此合乎儒家尊师的道理。他向年轻皇帝哲宗谆谆告诫,要提防恶魁的力量与女人的诱惑力。当时皇帝尚未成年,还感觉不到女人的吸引力,但是他偏偏决定将来成年后要欢乐一番。这位年轻皇帝后来废了他的皇后,二十四岁时驾崩。

  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苏东坡卖了那栋老房子之后,而今的住宅是在百家巷。即使以前没把那栋老房子卖掉,若住着那儿,也离官衙太远。新住宅离东华门很近,黎明之时,文武百官从此门进宫早朝。所以此一地区就是官员喜爱的住宅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城中区,最贵的商店和饭馆子都开在那里。

  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他们差不多十五年没住在京都,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三个月来过,另外是他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孝顺的儿子迈,他已经到江西去做一小官,现在不知回来团聚没有。但是两个小儿子,造和过,一个十六,一个十四,是在家中。夫人和朝云现在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有点儿害怕。住家的四周都是珠宝店、绸缎店、药铺,两三层堂皇阂壮的高楼。

  中国所能产的百物的精华,都陈列在东华门一带,价钱会令一个乡下女人吓一跳。不管东西卖得多贵,像背乎节令的鲜花、水果,总是有人愿意买。有一件事很方便,就是从佣工介绍所雇用仆人。附近处处是酒馆、饭馆。晚上,一进入酒馆,歌妓在走廊下站一排,等候顾客招唤会侑酒。男孩子随同父亲进去时,眼睛得向前直看,不然就得一直望着地。吃饭时,小贩和求施舍的人按房间去串,卖糖果、干果、卤肉、腌菜等物。在饭馆,据说有四五十种菜,由跑堂的带着在各屋里串,由顾客选合口味的买。那菜单子上的菜若是有的短缺,饭馆就会丧失顾客。

  苏东坡喜欢在家里宴客,饭馆都争着做外会生意。这些做外会生意的馆子,都用银制的餐具。即便穷馆子也派得出一个厨子和全套的银酒壶、酒杯、碟子、汤匙,以及银头儿的象牙筷子。当时的风俗是,一家叫了几次外会之后,那些饭馆子照例把那些值四五百两的银餐具放在顾客家过夜,第二天再去收,并不以为有什么重要。等后来对梁陷入金人之手,当时有一个作家以无限向往的笔调儿记载当时的京都,他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颇以此京都为荣,并且他们对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有时看见外省人被奸诈人欺负,他们会打抱不平前去帮助,甚至不惜与地方警官冲突。若有新住户迁入,邻居会带着酒茶等物去拜访,告诉他本地商店的情形,以免上当。也有人终日无所事事,只带着茶壶到每家去串门子闲谈。

  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珈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没有交往应酬,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在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那是对梁最好的酒馆。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速梦尔。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元裕三年八月五日书”

  还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蒲家的儿媳终日不做别的,只教丫环做各式图样的“酥花”,加糖凝结,以备做饭后小吃之用。他一个儿媳妇,不许以同样的“酥花”教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环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洗足”、“小洗足”、“大洗浴”、“小洗浴”。他每天洗脸两次,洗脚两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时,他只洗脸,脸盆中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大洗面”时,要换水三次,由五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膊。在“小洗足” 时,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只洗到足踝为止;在“大洗足”时,换水三次,由四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膝盖。在“小洗浴”时,他用二十四桶水,由五六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也用二十四桶水,但由八九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他用药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属网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他写信给苏东坡说,此种洗澡法对他益处甚大。苏东坡回答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质上,还有两种绝无可疑的好处。在那种年月,读书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做官,一是隐姓埋名,也就是甘于贫贱。人做学间可以得千秋万岁名;但对很多人而言,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也无以搪饥寒。在苏东坡时,有个笑话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却自称是为国牺牲的人: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穷得没钱买馒头。因为饥得慌,想出一个办法吃馒头。他走到一个馒头店外头,突然大惊而逃,但是没人理会。他到另一家馒头店,门口有一大群人。他看见馒头,大喊一声,做大惊状,拔腿就跑,跑不远,跌倒地上。一大群人围过来,问他怕什么。读书人说:“怕那些馒头!”人都大笑,从来没听说此等事。馒头店老板不相信,想试试他。他把读书人引进放有好多馒头的一间屋子。暗中从门上的锁眼里往内看。读书人一看妙计成功,大喜,两手抱着馒头狼吞虎咽。老板颇受感动,推开门很客气的问他:“你还怕什么?”读书人说:“我还怕一杯好热茶。”

  一天,韩维——他属于一个曾出过几个宰相的富贵之家——有两个女婿去拜谒苏东坡。东坡问他们的岳父近况如何。

  一个青年人回答说:“他老人家近况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他已到老年,他要以声色美酒自娱,否则不知道何以度日。”

  苏东坡说:“我想他做错了,正因为他只剩有晚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回去告诉令岳丈听。”

  年轻人说:“是,当然。”

  苏东坡说出下列的故事:

  顷有一老人未尝参禅,而雅合禅理,死生之际,极为了然。一日置酒大会亲友,酒阑,语众日“老人今且去”。因摄衣正坐,将奄奄焉。诸子乃惶遗呼号日“大人今日乃与世诀乎,愿留一言为教”。老人日“本欲无言,今为汝恳,只且第一五更起。”诸子未谕日“何也?”老人日“惟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岂有分别?”老人日“不然,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

  苏东坡接着说:“令岳丈以为余年无多,所以想尽量享乐。你们俩给我带个话儿去好不好?说我要他只注意他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妇人上。他最好思想,到了人生旅程的末端他能带什么走。”

  在他敬重的朋友范镇死后,苏东坡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十分适于宰相之位,但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是吕公著,一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裕元年也已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说、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糙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享受友人欢聚之乐。大诗人黄庭坚,原已与苏东坡通信有年,现已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是李鹿,一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之深军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原来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得并无足观,却娶妻甚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这位丈夫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

  这时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帽子后来叫“子瞻帽”。一天,他陪圣驾到难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怜工演戏。 一个丑角头戴“于瞻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怜工说:“怎见得?”丑角儿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东坡和朋友们则恣情笑滤。在他官居礼部尚书又兼主考官时,他和几个朋友和几个考官入闺几十天。在办公时间都忙着阅卷,苏东坡则不停的在各屋里转,闲谈笑滤,简直教人无法专心做事。到了夜晚,他才自己做事,看试卷,评等级,迅速之至。

  有好多轶闻,说他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那说话的机锋相对。有些笑话是可以译成英文的。

  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极胖,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防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眼睛瞪得圆圆的说:“是吗?会有六个眼睛的乌龟?”吕大防心想不对,自己一定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个乌龟。皇帝问他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苏东坡常向朋友钱辩得意扬扬的夸大,说他多么喜爱他在乡间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一天,钱辩送给他一个请帖,请他吃饭。请帖上说:“将以三白待客。”苏东坡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不知三白为何物。那天他一到,只见钱辩为他准备的只是很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自东西摆在桌子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的夸大,知道是受人愚弄了。苏东坡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辩一张请帖,请吃“三毛餐”。钱辩去赴席,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辩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的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三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毛读如没)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餐。

  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论语里有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

  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

  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去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 抑扬顿挫,铿锵有声,显然是颇为自得。他问:“大人,不知尊见以拙作为如何?”

  苏东坡说:“百分。”

  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七十分,诗句之美三十分。”

知难而退

元祐元年九月一号,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后,苏轼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尤其是和道学家程颐格格不入,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于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这场“洛蜀党争”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起的呢?苏轼的引退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体,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个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但是就是这一句话,开启了“洛蜀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蜀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事情发展到现在,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杭州西湖是苏轼向往的地方,苏轼在这里曾经留下过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那么,苏轼再次重返西湖,西湖是否依然美丽呢?我们今天徜徉在西子湖畔,那美丽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是出自于谁的杰作呢?

  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东坡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呢?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0 七八),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无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毫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环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威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做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淳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饭袋”称之。

  两派之争在进行中。蛆龋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藉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未引起百事废弛;宣帝尚严,也未失之过于苛酷。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大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皇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匝和卑曲酒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桂,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个人,那十数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数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来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于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纤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人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撞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蠢”。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膨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是,可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 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 八六)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污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撞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哀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日,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着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膺去卖钱。

  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 苏东坡在元佑四年(一0 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谨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漾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天伦之乐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一流的才子和文人的杰出代表,他的家庭生活历来倍受人们所关注。那么,苏轼究竟拥有怎样的家庭生活?流传千古的悼亡之词“十年生死两茫茫”究竟为谁而作?这其间又寄托着苏轼怎样的哀思与惆怅?

  十五岁的王弗嫁给了十八岁苏轼,在十一年的共同生活中,王弗曾经陪伴苏轼红袖添香,熬过了寒窗苦读的寂寞,也曾经历了苏轼春风得意、感受金榜题名的风光。他们不仅仅是一对少年夫妻,更是一对共同成长的伴侣。王弗的芳龄早逝对苏轼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妻子,更是心灵上的依靠和慰藉。

  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谁将为苏轼续写生命的乐章,成为续弦夫人?她和王弗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苏轼对待她又有怎样的感情呢?

  王弗、王闰之姐妹俩先后陪伴苏轼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岁月。王弗的聪敏智慧帮助苏轼走向成熟,王闰之的细心照顾带给了苏轼最温暖的体贴。但是,在苏轼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位值得书写的女子,她的出现,完满了苏轼风流才子和多情美人的传说;她的存在,丰富了苏轼洒脱不羁的人生。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侍妾朝云让苏轼的人生充满了浪漫与多情,她虽然身份卑微,却能带给苏轼精神上的理解和愉悦。苏轼也因为朝云的存在而为旁人所艳羡。苏轼生命中的三位女子各个不同却又个个精彩,正因为她们对苏轼的爱,苏轼才得以成为我们今天所推崇的苏东坡。

  在前面几集中,康震副教授为我们讲述了杰出的眉山苏氏三父子,苏轼和弟弟苏辙的成功来源于从小受到了父亲苏洵良好的家庭教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杰出代表的苏轼,追求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境界。那么,在“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并不顺利的苏轼将怎样“齐家”?他的儿子是否也像他一样才华盖世、满腹经纶呢?

  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并没有继承父亲苏轼的满腹才情,让我们不禁有些失望,究竟是孩子本身的资质愚鲁,还是苏轼仕途上的坎坷耽误了孩子的培养呢?在三个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中,苏轼最喜欢谁?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尔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在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低,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姐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忽然又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的说:“不,我不请。”

  鬼的声音缓和了点儿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东坡说:“不行。”

  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儿肉喝点儿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儿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

  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儿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同乡,认为他少年得意,颇把他看做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恶僧,此一僧人颇与权要交往,他仍将此僧交与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捕获七十余男巫,这些男巫平素皆鱼肉乡民,他将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污败德之事,他拆除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却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负的年轻人而要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苏东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拟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久候,久到是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二人的龈龋不和,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藉此机会来玩笑一番。作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凌虚台记》: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什。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糙,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糙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糙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糙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糙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糙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糙对付苏东坡。也许陈糙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糙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糙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停,章停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停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停,但是章停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停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停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停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停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停间:“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 他颇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0 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如问回。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哟,鞍掌久不决,尔来已祖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想,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送求。幼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馊。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佑九年(一O 六四)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倚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O 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莹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0 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润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手足之情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出生于公元1039年,比苏轼小三岁。说起苏轼苏辙兄弟,那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因为像他们两个人这样,同为当世的大文学家,同在政坛上达到巅峰,彼此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又惊人的相似,互相又都视对方为最重要的知己的兄弟,实在是少之又少。那么,苏轼苏辙兄弟俩的这种深厚情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生在世,聚少离多。苏轼苏辙兄弟走上仕途之后,也是天各一方。公元1074年,三十九岁的苏轼在结束杭州通判的任期之后,为了能够和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一点,以便两个人能经常见面,便主动向朝廷申请到山东密州做官。可是,已经有五年

时间没有见面的兄弟俩,这次想见面的愿望又落空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而那首流传千古的中秋词作《水调歌头》,又是苏轼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苏轼苏辙兄弟互相引为知己的一个经典故事莫过于“乌台诗案”了。公元1079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被指控在诗句里讥讽朝廷,掌握官员生杀大权的御史台派出了太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准备缉拿苏轼回京问罪。此时,正在河南任职的苏辙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该怎么做?是给当时还蒙在鼓里的兄长带个口信,好让他有所准备,还是严守机密,不动声色?在骨肉亲情与严刑峻法之间,苏辙将会做出怎样艰难的选择?而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苏轼想到的第一个人又会是谁呢?

北宋朝元祐更化时期的九年时间,苏轼苏辙兄弟共同经历了他们政治生涯的顶点。后来,随着政权更迭,新党重用,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苏辙同时被贬,他们也共同经历了政治生涯的谷底。其中,最受新党嫉恨的苏轼自然首当其冲,被贬到了遥远的广东惠州与海南,而苏辙也在后来被贬到了广东雷州。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苏轼苏辙的兄弟之情会受到影响吗?苏轼这一路上以及落脚之后的巨大开销会有人来帮忙解决吗?而苏轼苏辙兄弟两个人的最后一面,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揭庐山真面

  我们知道,苏轼这一生,不但饱尝诗书,而且善交朋友。在这些朋友当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不名一文的田野农夫。当然,苏轼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宋代的许多史料笔记中,都记录了他与朋友们的逸闻趣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逸闻趣事是怎样发生的?

  通过刚才这个诙谐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皛,一个毳,都不是生活中的常用字,但用在这两个场合却恰如其分,令人会心一笑。这不但是一场文字游戏,也是智慧而快乐的游戏。苏轼在文人与民间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把自己的渊博学识常常化作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其实这种智慧也是苏轼为官之道的魅力所在。那么,苏轼是怎样把这种智慧运用于官场上的呢?

  通过苏轼判案,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官具有太鲜明的文学个性、艺术气质。与那些严刑峻法的酷吏相比,苏轼似乎有点儿以情代法,其实苏轼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他深切关怀民生疾苦,为百姓根本利益着想的为官之道。苏轼在扇面上小试笔墨,帮助商人还清账款,固然是为了解决官司的矛盾,但也充分表明苏轼的书画在当时的崇高声誉。那么,苏轼的书画在北宋时期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之神与生活之形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康震老师认为,这就是苏轼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无论是画竹子,还是画人物,苏轼都主张形神兼备,意在传神。作为一代文艺大家,苏轼还是一个善于奖掖后进的好老师。作为欧阳修之后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苏轼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再加上两位布衣文学家陈师道、李廌,一同被称为“苏门六君子”。那么,作为苏门的盟主,苏轼与弟子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

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苏东坡天才横溢,神完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注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是显然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皆然。苏东坡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利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奕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奕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默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颠”,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苏,李(李公微),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处。

  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此等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近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写字,别人便作壁上观,或也技痒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题跋,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酒、上等墨。大书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个史特拉迪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胜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澄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是鼠毫笔,和李廷邦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作评语,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苏东坡和李公激(西方收藏家多知道他叫李龙眠)合作一幅画。苏画石头,李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

  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此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徽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龙眠,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向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誓,带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龙眠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表、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附近一块岩石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下余的则是和尚和其它文人雅士了。

  普通都认为苏东坡作品之最精者,都是他醉后或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哲宗元佑三年(一0 八八)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他和艺术家朋友李龙眠、黄庭坚、张来等陪考官入闺将近两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闺,亦不得与闺外联络。他们空闲无事,李龙眠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谱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植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角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滤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东坡在世时,曾使人画像数幅,其中最有名者为程怀立和名画家李龙眠所画。在李龙眠所画的一幅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藤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的坐着,似正在思索宇宙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随时他都可能立起来,提笔沾墨,抒写胸怀中之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

  有一次,杜几先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哲宗元佑二年(一0 八七)三月,康师孟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九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自己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在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字是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醉中写的“黄泥板词”。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来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份真迹。几天之后,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得两纸字。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

  有苏东坡几封给朋友最亲密的信,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做拓片卖,就是所谓“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苏东坡在一封信的再启里,他代妻子向一个朋友道谢,因为那个朋友送了他妻子一把梳子。在另一个再启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看做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的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洽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德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他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他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疾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此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力戒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从此以后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划,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它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

  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在灵提这种狗的平滑身上,天生是为了快速奔驰的,自有一种美;而在爱尔兰小型猎犬的多毛而粗短的线条上,则另有一种美。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猛扑攫取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谐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拙笨动作。所以可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而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练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也非中国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不为功。有的笔划坚定而圆满,暗示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划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磷峋。有的点划要暗示清爽整洁,字也有方正的肩膊腰肢和支架,像端正的女人,正如中国艺术批评家所说如“美人头上戴鲜花”。有的模仿枯藤的美姿,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复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以求平衡对衬。千万不可忘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与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依归的。

  苏东坡说,他的友人文与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人独行山径,见二蛇相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动作吸取于笔划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与一村姑相遇于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诀。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一时的前后的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动作使他生平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运用在绘画上,线条的杂乱而又和谐的律动,就产生了可概括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印象派,这一派艺术家所关注的只是记下他头脑里的印象,用一种明确的律动美表现,而不是以将眼前的景物描绘下来为满足。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枝竹子上或是几块粗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画上表现出的律动美,本身即要求削除所有与此统一概念毫不相干的景物。要看极端印象主义艺术极端的例子,在八大山人的一只鸡和一条鱼上,或是石涛的果园上,都很容易看出来。不管画的是鱼、是鸡、是鸟,八大山人的艺术可以看做是用最少的线条、最少的墨,表现最多的内容的艺术。八大山人完成他的一条鱼、一匹马,或是一张画像,为时不过数分钟,用墨不过迅速的寥寥几笔。他不是画好,就是画坏;若是画坏,便将纸揉烂成团,扔到废纸篓中去,重新再画。

  惜墨如金,就说明了中国画纯出自然。但是惜墨如金与高度集中在主体景物上,也产生了别的结果。苏东坡的几枝竹枝竹叶,后面一月当天,依稀可见,创造出两种效果。第一,因为没有其它不相干的景物,故能刺激观赏者的想象;第二,那幅画暗示那几片竹叶,在月夜安然静止也好,在风雨中猛力摇摆也好,在其表现出来的单纯律动美上,是令人百观不厌的。画几竿竹、一条曲线、几块粗旷的岩石的动机,就和写几行字的动机一样。一旦心清表现出来,印象留在纸上了,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他于是能把同样的满足与快乐给与观赏的人。

  所以这—派文人画也叫做写意,也就是印象主义。“意”字甚难译成英文,大致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若在英文里找个字代替,恐怕要用 Intention(意图),Concentlon(概念) ,imPression(印象)或 Mood(心境)。若指这一派绘画用C0nceptivism(概念主义),则无不可,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统一的概念,正是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唯一形象。

  艺术的中心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完全相同。印象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照相般的精确的反叛,而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做为艺术上的新目标。苏东坡用两行诗充分表达这种反叛精神。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一个年轻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杨刍袜,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汉杰(宋子房号)真士人画也。”

  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张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肌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在。宋代哲学的派别叫做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藉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困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做“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夹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此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一百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儿,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

  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签,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错误。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胞与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肌理之时,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沮洳之地看见有人走近,甚至仙鹤连一根羽毛还未曾动,已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幽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内在精神。

  在进一步论到画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时,苏东坡说:

  余尝论画,以为人合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取名者,必记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鹰,如是两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展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泡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竿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君家雪色壁。

苏轼之死

  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高太后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她慧眼识才,把苏轼兄弟推上了他们政治生命的最高峰。可是,随着高太后的去世,宋哲宗的亲政,一大批以前遭到罢黜和迫害的新党人物重新被重用。于是,这些新党人物对旧党人物的报复行动也开始全面启动和升级。而作为旧党人物精神领袖的苏轼会逃过这一劫吗?他会面临怎样不可预知的人生命运呢?

  如果说当年被贬黄州之时,苏轼还有一种东山再起的斗志和希望,此时被一贬再贬的苏轼,在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他早已经置身度外,安贫乐道了。同时,寻求在精神上的解脱和释放,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苏轼到底会有怎样的人生思索?他今后的人生之路将会向何方延伸呢?

  此时的苏轼,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在海南终了一生,他不断地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一位中国古代优秀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行与操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北宋皇宫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变故,朝野震惊,政局突变。那么,这又会是一场什么变故?远在天涯海角的苏轼与这场变故会有关系吗?他一贬再贬的厄运还会继续吗?

命运真的是同苏轼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在大起大落中体味世事沧桑,在悲欢离合中体味人情冷暖。接下来,已经六十五岁的苏轼还会做些什么?他会写出怎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又是谁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现在苏东坡所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朝廷三年来欠他两百贯当地的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是一百五十贯。所欠的官俸既未发下,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这个朋友王吉曾经听苏东坡的话兴建过医院,周济过贫民,可是不久即以“妄赈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前面已然提过。苏东坡的欠薪发下与否,已不能稽考。

  他现年六十岁,这是按西方计算。到底以后他还流放在外多久,颇难预卜,生还内地之望,甚为渺茫。两个儿子一直陪伴到广州。苏造在河边向他告别,苏过则将家室留在惠州,陪伴他同到海南。为了到达任所,苏东坡必须湖西江而上,船行数百里到梧州(在现代的广西),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他一到雷州,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据揣测说,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子瞻到增州,子由到雷州),章停觉得颇有趣味。子由也带了妻子、第三个儿子,和三儿媳妇,他们几年前一直和他在高安住过的。

  苏东坡到了梧州附近的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而今境况凄凉。当地是个穷县分,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午饭。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对那粗糙麦面饼实在难以入口。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笑着向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慢咽吗?”他们站起身来走出小铺子去,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尽可能慢走,因为他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

  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于由劝他戒酒。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一直愁坐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古写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那天,他向先贤调祈祷。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决定吉日良辰开船。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

  在绍圣四年(一0 九七)六月十一日,苏氏兄弟分手,苏东坡和幼子和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航程很短,在此晴朗的天气,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他心中思潮起伏。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魔力。实际上,他已经是“眩怀丧魄”了。但是一路平安无事。登岸之后,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檐州目的地前进,七月二日到达。

  他到达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由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信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甚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被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

  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做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维持生活。

  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此一风俗,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曾写过下列文字:

  岭外俗皆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民有时因与汉人有争吵纠纷,也偶会进袭市镇。有时被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苏过后来写了两千字一篇长文,论此种情形,并表示对此丛林蛮族无法征服,只有公平相待,公正管理。他认为此等土著是老实规矩的百姓,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他们才被迫而自行执法。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优煎。”

  使章停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烦恼的,是他们竟无奈苏东坡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O 九八)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己的坎坷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日:“何时得出此岛也了”己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赢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日:“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苏东坡也许是固执,也许真是克己自制,至少也从未失去那份诙谐轻松。僧人参寥派一个小沙弥到海南岛去看他,带有一封信和礼品,并说要亲身去探望。苏东坡回信说:“某到贬所半年,几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裆中泰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疾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相知者即以此语之。”

  他在此岛上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后,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

  己卯上元,余在信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日:“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子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酞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他无须乎言语谨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是席地而坐。他只是以闲谈为乐。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那些无知的穷庄稼汉,能对他说什么呢?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说:“那就谈鬼。好,告诉我几个鬼故事。”那些人说并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父亲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

  甚至于在如此地远天偏的地方,那群政敌小人也不让他安静消停。 绍圣三年(一0 九六)是迫害老臣雷厉风行的一年。在绍圣四年(一0 九七),快到旧年除夕了,两个元佑大官在十天之内先后死亡,情况可疑。在春天,那两个官员的子女也遭监禁,老太后的秘书也处了死刑。所有遭贬谪的官员,都又调迁地方。那年夏天遭到调迁的官员之中,有苏子由、秦观、郑侠,我们还记得郑侠就是献图推翻王安石的宫门小吏。

  三月,神奇道士吴复古,又在海南岛出现,和苏东坡住了几个月。他带来的消息是,朝廷派董必来视察并报告受贬谪的大臣的情形,如有必要,再弹劾起诉。那时檐州隶属广西省。最初朝廷打算派吕升卿到广西(吕升卿是恶迹昭彰的元佑大臣的死敌吕惠卿的弟弟)。对苏氏兄弟说,吕升卿一来,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曾布和另一个官员劝阻皇帝,说吕升卿必不能从公禀报,必致激起私仇大恨。那样,朝廷就是超乎极端了。因此一劝,吕升卿改派到广东,董必派到广西。果不出所料,董必找出了纸漏,他说苏子由强占民房,雷州太守厚待罪臣并善予照顾。太守乃遭撤职,苏子由改调到惠州以东地区,当年苏东坡曾谪居在那里。

  董必要自雷州半岛到海南,就如瘟神下降,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明对他说:“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董必听了遂停止不去,只派下属过海,察看苏东坡的情形。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颇受太守张中优待,张中后来遂遭革职。

  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个椰子林。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来亲自动手帮助他盖房子。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面积是五间大,但大概只盖了三间。他名此新居“槟榔庵”。房后就是槟榔林。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黎民猎鹿的声音,鹿在那个地区为数甚多。有时早晨有猎人叩门。以鹿肉相赠。在五月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做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苏东坡很少恨别人,但他至少不喜爱董必。他必须向把自己赶出屋去的这个朝廷官员开个玩笑。“必”字在中文其音同鳖。他写了一篇寓言,最后提到鳖相公。有一次,东坡喝醉,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有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前来把东坡拉往海中。他去时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登道履,不久便觉行于水下。忽然雷声隆隆,海水沸腾。突然强光一闪,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水晶宫中。像普通所说的龙宫一样,龙宫中有好多珠宝、珊瑚、玛消,其它宝石等物,真是精工点缀,琳琅满目。不久,龙王盛装而出,二宫女随侍。苏东坡问有何吩咐。不久,龙后自屏风后出来,递给他一块绢,有十尺长,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对苏东坡而言,再没有比作诗容易的事。他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水晶宫的霞光瑞气。他写完诗,各水中精灵都围着看。虾兵蟹将莫不赞美连声。鳖相公当时也在。他迈步走出,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苏东坡写了三四个寓言故事,但是中国文人写的想象故事,直到宋时代才真有发展,苏东坡写的也和唐宋寓言作家一样,都是明显的道德教条加上微薄的一点想象而已。

  在他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只是一贫如洗而已。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药物、米、咸菜的谦逊读书人。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一天一天的数,直到秋季来临为止。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大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苏东坡真个一筹莫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0 九八)冬天,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直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他曾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办法,不知是否认真还是俚戏。人人知道,道家要决心脱离此一世界时,往往忍饥不食而自行饿死。苏东坡在杂记《辟谷之法》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洛阳有一人,一次坠入深坑。其中有蛇有青蛙。那个人注意到,在黎明之时,这等动物都将头转向从缝隙中射的太阳光,而且好像将阳光吞食下去。此人既饥饿又好奇,也试着模仿动物吞食阳光的动作,饥饿之感竟尔消失。后来此人遇救,竟不再知饥饿为何事。苏东坡说:“此法甚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者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倪耳米贵,吾方有绝食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四月十九日记。”

  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他似乎是过得满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淌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用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他和儿子到六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打算摘得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风涛大作。

  苏东坡一向对僧人很厚道,但是他不喜欢信州一带的和尚,因为他们有妻子,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暧昧情事。住在增州时,他曾写文章讽刺此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记处于再生事》。据说是真有其人。那篇文章如下:

  予在增耳,闻城西民处于病死两日复生。予与进士何畏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帘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现隧而出,入系者皆僧人,僧居十之六七。有一担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增僧之室也。日:“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于邻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飨及数千钱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遣门者,乃持饭入门,系者皆争取其饭,僧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皆擎膝作礼。僧日:“此女可差人送还。”送者以手掌墙壁便过,复见一河,有舟便登之,进者以手推之,舟跃,处子惊而寐。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也?书之以为世戒。

  这几年,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过那样好儿子实在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在如此高明的父亲指导之下,过很快便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三个儿子之中,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日。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他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藉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倚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之。

  他们颇以无好笔好纸为苦,但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过也学着画些竹石冬景。大概二十年后,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停,几个宫廷中的兵卒忽然到来,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陛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大概过了四五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里面,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他觉得那样美的宫女为数不少,但是不敢抬头看。当时虽然是六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施礼问安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着看他动手。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珍贵礼品。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愧如梦。

  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名制墨家潘衡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间小屋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儿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胶,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固不好,我们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不久先生走了。”不过,在苏过叙述这件往事时,潘衡这家商店的墨已经很好了。显然是他从别人学得的制墨秘诀,而不是跟苏东坡学的,而只是藉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

  现在苏东坡空闲无事,却养成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订药的种类。他考订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等麻治风湿的办法,尊麻含有尊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尊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法亦无不可。(此种植物含有脂肪,少量树脂,维他命C 和苍耳酷。)他告诉人把此植物制成白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此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二十四小时,即可。此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皮肤软滑如玉。他还有些笔记提到蔓菩、芦能和苦劳。他称这些东西是“葛天氏之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

  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帮助下,整理条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滴居时,他已经注完《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的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他在颖州时就开始此项工作,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潜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潜。离开惠州之时,他已经写了一百零九首,还只剩下最后十五首没有和,这十五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在信里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纠他觉得他与陶潜的为人也颇相似,许多仰慕苏东坡的人,当必有同感。

  哲宗在元符三年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做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和“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围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室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一个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00)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佑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炼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停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飘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今湖南零陵)。为了到永州,徒然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颖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颖州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这一群人一齐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启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疫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造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停,决心又还了阳。”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齐乘船往南雄。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0 —一)正月,苏东坡穿越大疫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缕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颖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常州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运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辎。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陕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昏来吃,觉得好得多了。黄香中医认为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香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皇帝,也不是章淳,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转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靖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看这位名人的丰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她儿子柳阂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祖。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结哦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壁,云何两逝,不愁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用尺。闽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停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停一年以前也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章援,按一般习惯上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授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词。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的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的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授深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停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淳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停被贬滴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大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想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一0 一年)六月十四日

  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佑七年(一0 九二)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做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煞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有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教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好。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面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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