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抗日战争时期，正在求学的她体会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战争后，内战的硝烟让她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逃避政治，埋首书斋；新中国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见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各项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和阶级出身的原罪感，她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却逐渐迷失了自我；20世纪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文革期间，被赶到农村劳动的她有机会了解现实，开始疑惑与思索；20世纪70年代末，她决定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开放的学术殿堂让她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热潮，也逐渐回归自我，恢复独立思考。

今年80岁的她，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她就是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资中筠先生。

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这位80岁的老人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很多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已出版的随笔集有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实，当年的资中筠最喜好的是数学和文学，1947年考清华大学失利，被燕京大学录取。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加之发现自己并非数学天才，一个月后转入外文系。一年级结业时，她毅然决定退学，再考清华。

如愿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

开始思想并有所触动，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时得到转变。

然而文革时，资中筠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开始更多地思考与怀疑，在她已经做好长期当农民的心理准备时，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人们在失望之余却进一步摆脱了个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后来又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邀请下，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诉笔者，“所以1991年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渗透进她的思想，而让这位睿智的老者现在忧虑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问：上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答：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

但总是给你一个希望，好好改造，没准有一天就去除那个阶级烙印了。另外，历史上知识分子有私产，在封建社会不想从政可以退隐。到上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产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退路了，此时退隐完全没有了可能。如果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家庭、朋友都将以阶级划线，没人理了。所以，人人紧跟潮流。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就是毛泽东讲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所抛弃。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别在乎，可是知识分子特别在乎。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追求积极的潮流……我自己当年是 “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问：这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答：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 “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夺取“道统”的话语权吗？

答：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当时执政者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就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是可以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的。

问：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 “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话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到后来，前一个传统没有了，就只发扬了“颂圣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就大大地发展了。

现在更糟糕的是，家国情怀淡薄了，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忍不住的要忧国忧民之外，随着年龄的降低，所谓的家国情怀越来越淡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不一定非得终老于这片土地上，此处不合适，我还可以到别处去发展——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人才流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选择机会的增强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 “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以前的那种愚忠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当两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在这里，就颂你一天，只要给我好处就行，明天我不在这里了，到外头去骂你也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问：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吗？

答：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问：您对现在的企业家阶层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龟”，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趁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去世了。

现在出现不少“奸商”。每一个社会都有。但是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鼓励多数人做好事，使做坏事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我们现在相反。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政府鼓励捐钱，甚至摊派，但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