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岳飞新传》 作者:王曾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节 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 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①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②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③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 “轻骑一来相见”。④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⑤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 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⑥

到七月上旬，秦桧对各战场动态有一个基本了解。宋、金两军在东部和西部战场处于拉锯或胶着状态，进展不大。中部战场的张俊已经撤军，惟独岳家军却长驱猛进，攻势凌厉。显然，对金战局的成败，系于岳家军之进退。秦桧看准时机，也透彻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师的建议，理由是岳飞“孤军不可留”。⑦他还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⑧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⑨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