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选拔和留住人才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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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谈“赢”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挣脱生命的束缚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受伤的狼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心灵的富足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我们的新东方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俞敏洪:走在路上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新年寄语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相关阅读: 创业谈“赢” 创业要懂得分享 面对灾难的选择 俞敏洪:灾区日记 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把握北美留学最佳时机 伟大的诞生 祝贺新东方博客点击量突破千万 挣脱生命的束缚 受伤的狼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 + 痞子精神 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趣 心灵的富足 我们的新东方 俞敏洪:走在路上 新年寄语 信念与激情--俞敏洪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上的演讲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 祝福你们,中国80后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相关链接: 新东方课堂|新东方播客|俞敏洪文档|王 强文选|徐小平专栏 众名师印象|游学新东方|东方大事记|聚焦新东方|新东方文化 手机丢失后的生命反思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9月7日,一个属于新东方的日子
一只苍蝇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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