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化二中是我的初、高中母校。自从1961年母校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以后，到我们这一届，已是第四届了。

高中阶段的前5个学期，学校严格地按照教育部教学大纲和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学进度施教。没有在高考之前赶进度，去累计增添总复习时间。除语文、政治课以外，其余任课老师都是1962年前后分配到山区中学来的年轻大学生老师。老师们将三年二期的课程，紧赶慢赶，终于挤出了约3个星期进行高中总复习，那已经到了当年的6月20号以后了（当时是7月15～7月17日高考），天气亦已炎热。

总复习时，各科老师发几张油印的资料，每门课不会超过10张。上面是老师归纳的重中之重的知识点。据说，六十年代的长沙一中、常德一市、益阳一中等省内名校，有德望的高三老师常在高考前一礼拜，发3张备考宝典给他们的学生，有效率可达50％。

传闻，常德一中一位化学老师，1963年被他猜中了60多分题，全在他编的宝典上。因而在1963年，湖南常德一中考上北大、武大、复旦化学系的学生就有20多人。当然，教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也不含糊。他们虽只有两三年教龄，但生机勃勃，勤学肯钻，责任心强，教艺精进，给母校带来了生气和自立于完全中学的底气。

1964年高考，母校4个班毕业，约170人参加高考，考上正规大学的有50多人，录取率在30％左右。而全国高校当年录取率在15％左右。这不能不说是母校的成功，也是我们六四届的成功。我们这一届同学中，有1人考入北京大学，有多人考入全国名牌大学，单武汉大学一所学校便考入12人。我也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80年代我已在武汉工作后，在武大办事时仍有人提起此事，还不解地问我：“你们是湘中百年名校吧？”

母校当年的教师，大都在25～30岁左右，他们基本上都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和湖南大学，一身稚气和智慧，充满着对人生的向往，以及对自我价值展现的热望和自愿为山区教育打翻身仗的雄心。我们当时虽小，但已有对这批“初生之犊”教师的感触与热爱。

而到如今，当我们已进入古稀之龄、遍走人生路之后再回头一看，更是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层。高考前几天的一个晨读时分，俄语老师刘少廉先生来到我桌位前。我站了起来，递给他一篇我写的俄语作文习作《我的老师》。他看完后，帮我修改了几处，然后对我说：“记熟，有用的。”

果然，当年全国俄语高考的作文题，竟然就是“我的老师”。我的高考俄语试卷得了满分，还被国家选派去法国留学（后因别种原因而搁浅，未能去留学）。母校的师长，我永远忘不掉他们。他们的形象和精神，已嵌入到我内心的深处，不时，还涌动我感恩的心潮，以及学子对母校的不舍怀念。

高考的备考，自然是紧张的。母校将高三熄灯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1点。同学们紧张有序地学习，加班加点也不是很多。课外活动第八节课，教导处管理员和班主任们必到教室劝走同学们，要求大家去操场锻炼。晚餐后，工字楼前后的两张露天乒乓球桌旁，挤满了高三学生，在那儿打擂台5分球，老师们亦上前助阵。还有排球、篮球、器械、壘球、跳高、跳远等体育项目的场地上，都挤满了活动的校友，一片热闹轻松。

远处，还有玩乐器的同学，邀约三五个歌咏爱好者，在树阴下尽兴欢唱。葡萄架下，有同学三三两两讨论古文、数理化及政治等课程的问题，若有任课老师路过此处，马上会被同学叫住：“某某老师，快来呀，我们有问题！”老师旋即过来，答疑解惑，与学生们融为一团。

更难忘的是，我们为了放松自己，经常攀登毌校校区后面的山岚一一十八拐。大家一路呼喊，赤脚赤膊上去，一阵风似地再奔跑下山。然后，赶回教室参加晚上7点的自习。那种张力与坚强，那种乐观与不懈，造成了“二中人”在外地工作与成家后，虽为游子，然走遍祖国山山水水，仍不输长江黄河半里程。校友们在惊涛拍浪时溅起的浪花，纵观大河上下，也不失为奔腾耀眼的一朵！

1964年3～4月，安化县委要求安化二中排演话剧《李定国》，并到县内各公社巡演，必须抽调高三10多名同学参演。我们1964届师生支持了校总支。前后耽误了半个月的课，到金鸡、羊角、冷市、龙塘、木子等十几个公社进行了演出。大家毫无怨言，家长也支持，老师们则用最有效的方式，很快为误课的参演者补了课。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现在来想这样的事，大抵是不可能发生的了。但母校在那个年代，在迎战高考前的大局意识，赢得了县委和县内各界人士的赞扬。而我们1964届高中同学们的破土而出，和愈战愈强的生命力，亦从中获得了洗礼。

当时的县办高中，仅安化二中这一所了。1963年，原安化一中的两个高中班合并到安化二中，成为高第13、14班，加上老二中的高第11、12班，这便是一个县1964年的高中毕业生家底。

当时，生活、学习条件，包括老师们的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因为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缓过劲来，物资的匮乏自不用说。我仍记得，就在高三那一年，有同学打完篮球后，把8张因回家未吃的餐卷，一次买光吃完一一也就是一顿饭吃了8蒸缽红薯米饭，且是就着腌菜吃掉的。

我们去校办农场劳动，同学们满山遍野找野果子、葛根、芦根等吃，从地下半米深处掏头年遗留的红薯小果及粗根吃。通学生（住吃不在校的城关镇同学）从来都不吃中饭，饿着肚子在教室呆一个多小时，等待下午上课。

更难忘的是，在高考的第一天早晨，几个通学生的母亲为了鼓励儿女，不约而同地用酱油、猪油炒了一碗米饭，算是佳肴，算是对儿女的鼓励与高考临战的祝福。她们对儿女们说：“猪油拌饭，吃了经饿，你们去好好考吧！”这便是当时的高考情景，以及家长与儿女高考的直接联系。

在那个年代，有许多家长不知道儿女们的高考时间。甚至于有的家长等儿女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才知道，家里出了”状元”。母校的闵家湾山坡上的各班生产基地（农场），种着蔬菜、黄豆、玉米、红薯等，那是必须每周半天去照看的。所收所获，用以改善师生生活。我记得，直到高考前一周，我们班还派了十来个人到闵家湾山上的菜地去浇水。这种不以高考为轴心的高三母校生活，如今想来虽然有些“匪夷所思”，但那是那一代人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那一代人曾经活出的精彩，或许还是那一代人向后代展示出的卓越历史个性。

到了七月初，同学们在自习、自备迎考了。老师们分时段到教室来辅导，同学们则三三两两，或教室、或走廊、或宿舍、或荫凉处，自由复习。此时，同学们还要做些毕业准备，以及填报各种高考的表格。高三学生都按时起床，按时就寝，照常娱乐。学习方法上，基本不做题了，只背概念、定义、公式、单词、范文等，牢记重点知识。当时最可自慰的是，全班40多名同学，无一人有参考书。也就是说，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许多高中学校，复习、备战高考的参考书清零一一我们的手头，唯有课本以及由任课老师发下来的几十张油印复习资料。

1964年7月15日，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开始。母校四个班一百多名毕业生，精神抖擞地进入了设在母校工字楼的考场。虽然大家有些紧张，但并不害怕，也不感觉孤单。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们，都坐在工字楼外葡萄架下静候。此时，更有一位背着药箱的长者，在教室周围逡巡。他羸弱的身躯给同学和老师们以鼓励。那位长者名叫胡有成，是时任母校的校长。至今，我们都难以忘怀，高考阵前那只药箱、那位长者的身影，还有静坐在夏日葡萄架下的各位老师……难以忘怀，母校师长们的心血，遍撒九州大地，如今开出了艳丽之花！（按：文章作者系安化二中校友）

安化二中校友刘永年

刘永年，1947年生于湖南安化。安化二中61届（初中），64届（高中）学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空军预警学院教授（正军级），文职少将，原总参军训部教材编审，湖北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军优秀教员金奖获得者，曾参加“神舟五号”飞船测控阵列雷达的设计与实施，是国防科大高伯龙院士领衔的激光陀螺与激光集束研制科研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