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萸江文学·校庆特刊·岁月有痕】一个引导我走上学习《毛选》道路的人
作者介绍:
尹邵安,男,中共党员,1951年9月出生,湖南省邵东县人。安化二中初中66班校友。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班哲学班毕业,长期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任安化县委宣传部理论组长,系安化县科工局退休干部。
一个引导我走上学习《毛选》道路的人
——忆熊康龄老师
(作者:尹邵安)
1965年3月,刚在安化一中读完了初中一年级一学期的我,因父亲工作调动,转学进入了安化二中初66班。我们的历史和地理都由熊康龄老师授课。历史和地理,我们在小学时都曾学习过,因此,对这种重复内容的学习,一般来说,同学们都会感到厌倦,听起课来都没有那么认真。但熊老师授课,并不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将许多的故事插入其中,特别是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论述,有机地插入,极大地扩展了同学们的视野,提高了同学们的兴趣。所以熊老师的课,同学们都很喜欢。
我后来知道了他引用的历史故事,基本上都是从《史记》等史书中引用过来的。但对我吸引最大的,还是在授课中大量引用了《毛选》中的精句。一次讲到农民起义时,他引用了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的一段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后来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又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央红军达到陕北两个多月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同时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种教学方法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创举。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而我对学习《毛选》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课以后,我常会借来熊老师的讲课教案,将其在课堂上引用的《毛选》全文抄录下来。我曾有过想法,想向熊老师将《毛选》借回家来好好学习一下,但想到熊老师备课也离不开,就忍住没有开口。幸好有次回家,我在清理父亲杂乱摆放的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他在地委干校(党校)学习时购买的《毛选》一、二、三卷(当时四卷还没有出版)。我正好能拿来跟熊老师课上讲的有关内容一一对照。于是我只要没事时就会翻看几篇《毛选》中的文章,并逐渐养成了学习毛选的习惯。1966年3月,看到新华书店即将发行《毛选》1~4卷的消息后,我跟父亲要了二元钱,一大清早就去新华书店排队买回了全套《毛选》,我非常高兴。这总算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我也从此更加认真地学习起《毛泽东选集》来。学习中,凡是不懂的地方,第二天就到熊老师那里去请教,熊老师也总是会让我满意而归。就这样,在1966年6月10日(安化二中正式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安化的文革拉开了序幕)之前,我已将《毛选》1~4卷通读了一遍。
1968年,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本县山口公社宋坪大队插队落户当知青,我怀揣着四卷雄文下了乡,晚上在煤油灯光下,又将之通读了一遍。
1969年11月,我招工进了县一机厂。虽然业务学习占去的时间较多,但每个星期都还是会挤一两个晚上的时间来学习《毛选》。这样一年时间中,又是将《毛选》通读了第三遍。
1970年12月,身为独子的我,因为自己的强烈要求,光荣参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沅江县中队服役。由于《毛选》中涉及到的马列主义原理较多,我结合实践经验,从中进一步感悟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
1971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诞生100周年时,我在县中队宣传黑板报上刊出的文章,引起了武装部领导的重视(当时县人武部是县中队的直接领导),随即我被抽调至县人武部担任通讯员。人武部虽然只有一个战士(兵),其余都是干部,但工作相当轻松,晚上又不要站岗,白天也很少训练。这样我利用空余时间又通读了《毛选》两遍,并且跟着干部一起学习了当时中央要求干部必读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六本马列著作。对于这六本马列原著,我学得更为认真,书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尾批,并且还写了十多万字的学习心得和体会。我的这些举动深得领导的赏识。于是他们聘请我这个战士当老师,为他们这些干部上辅导课,并将我的事迹整理成材料《战士也能读马列著作》,上报到了益阳军分区,我也因此被益阳军分区评为了战士学马列的标兵。
1971年10月,等待提干的我,因在体检时被检查出转氨酶高而落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反复三次住院治疗。我利用住院的时间,对《毛选》和马列著作,特别是哲学和领导科学进行了研究,共写出了近百万字的学习笔记。
1975年3月,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复原回到了安化县一机厂。由于在部队身体不太好,回工厂后领导对我予以了照顾,让我干仓库保管员。当时,我的工作比较轻松,空余时间较多,我便利用这些空余时间继续学习《毛选》和马列著作。至1979年底,我将自己的学习笔记整理成二十多万字的小册子,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买了几条常德烟,请人为我誊写了稿子。我正想着将稿件投寄到出版社时,原沅江县人武部的徐副政委调来安化县人武部。他一来到安化,便找到了我,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将自己的学习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并将誊抄出来的稿子拿出来,请他指教。老首长花了几天时间,认真地审阅了我那份小册子,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缺这样的教材,询问我是否有向出版社投稿的打算,并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某出版社任编辑,可以寄过去试试。我非常感激他,便将稿子交付给了他。谁知道,稿子交给他一直没有下文。三个月之后,我去询问老首长,老首长不好意思,告诉我说,他也多次在电话中询问过他的那位同学,他同学总是推脱说“没有收到过什么稿件”,并因此与那位同学闹出了意见以致两人的关系都疏远了。我也无奈,不好怪首长,他也是一份好心,在部队也曾是特别关照我的。只是手稿佚失,又未曾留底,白费了我十多年的心血,十分可惜。
1981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由于我原来学的是俄语,而当时研究生考试都是英语,我是临时跟着录音机学了一年的英语,考试时仅仅蒙对了11分,而专业成绩却是我报考的导师中最好的一个。那个导师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同情和憾意的信,信中说,我的英语只要上了30分,他也会向学校领导提议,破格录取我的。
1985年6月,看到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班招生的广告,我又报了名,并在益阳市委党校集中复习了一个多月。集训中,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不知自己能否拿到准考证。因为报考简章中有考生资格规定:大专毕业,在县以上宣传部或党校工作过三年以上。而这些条件我一条都不符合,我仅仅是1967届的初中生,一直在工厂工作。临考前一星期,其他集训的同学全都收到了省委党校发出的准考证,唯独我没有收到。在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向我们集训班的胡科长辞行时,胡科长一把拖住我说:“小尹,你自学得这么好,这么优秀,每次小考都是最好的,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随后他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你的准考证包在我身上了。”他也真的做到了。那些天,胡科长基本上每天都跑一回省委党校,至临考前一天,我的准考证终于发下来了!当胡科长将准考证交到我手中时,我心里十分激动,对着胡科长鞠了一躬,满怀激情地道了一声“谢谢您”。
待到“放榜”时,我以十分优异的专业成绩,战胜了众多的学霸精英,在全省180多名哲学系考生中,名列第三,成为了湖南省委党校1985届理论班哲学班的一名正取生,实现了学历的“三级跳”(初中—高中—大专—本科)。1985年9月,我顺利地进入湖南省委党校学习,两年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研究,但我学习的重点仍然是毛泽东思想。读书期间,我利用别的同学业务跳舞、打牌的时间,在教室或图书馆学习和撰写论文。1986年11月,我撰写的《试谈“两论”中抽象—具体的思想》(两论是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被老师推荐到“省哲学学会”,文章被省哲学学会学报采用,我还获邀参加了该会每年一次的年会,并被吸收成了该会会员。我因此成为我们班31个学员中第一个在省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人,也是第一个成为省哲学学会会员的人。(省哲学学会会员门坎很高,一般都是大学讲师以上并在省以上刊物发表了论文的人,而我却是一个例外)。
1987年7月,我于省委党校毕业,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回到了县委党校,成为了哲学教研室老师。1987年底我又被调入县委宣传部理论科任理论教员。负责全县理论教育工作和县委中心学习小组的理论辅导。
1992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我撰写的《<水浒传>对毛泽东成才的影响》发表在《人才》1992年第2期,《谈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刚与柔》发表在《行为科学》1992年第1期和《湖湘论坛》1993年第6期,后者1993年底被全国最权威的刊物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收入。《湖湘论坛》的编辑告知我,我这篇文章是该刊创刊二十年以来几千篇论文中第二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收入的。这篇文章2010年还被收入人民大学编印的《硕士研究生范文》中。
我一生中,特别是走上社会之后取得的一系列的成绩,寻根溯源都归之于熊老师的引导。虽然进入宣传部以后,几次在路上遇见熊老师,在他向我道喜之时,我也曾向他说我的成绩和进步完全得益于他的引导之类的感谢言辞,然而我却一直都没能正式感谢过他。
值此母校百年华诞之际,特撰此文,一来热烈祝贺母校弦歌百年,桃李天下;其二就是想对敬爱的熊老师道一声真诚的感谢,恩师如泉下有知,请收下学生这份迟到的谢意!
2023年3月31日